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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大会堂位于北京西侧,这里是中国的大厦,而且也是新北京乃至新中国的象征,许多世界瞩目的会议都在此举行。
1966年在戒备森严的人民大会堂会议厅之中,周总理正在和外国元首举行重要的会议。
不多时会议结束,而服务员却在打扫卫生、擦拭玻璃的时候,发现人民大会堂二楼的玻璃出现了裂痕。
不知道是什么利器将双层玻璃全部打穿,玻璃渣子碎了一地,这件事可谓非同小可。
就算在普通的民房发生这种事情,也是让人感到惊恐,更不用说是在国家接待外宾的最高殿堂。
但是警务人员在检查现场之后,却意外发现一颗弹头混杂在碎玻璃渣之中,那这件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。
周总理听到报告之后也是目瞪口呆,但也因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发生,显得十分生气的,一种原因是对安保系统不完善的责怪。
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会议中心,居然会发生这种危险的事情,并且还是在警卫并未察觉的情况下,这样的疏忽实在是太致命了。
第二方面更让周总理忧心忡忡,那时的国际环境十分动荡,新中国也才成立十几年,恶性事件还时有发生。
“这件事情必须要调查清楚,捉住罪犯,严惩凶手,同时在此期间,一定要加大力度的保证人民大会堂所有人员的安全,不可掉以轻心”。
安保工作出现如此纰漏,于桑是难辞其咎的,又受到了向来和善慈祥的总理批评。
他也知道此次事件绝不可小觑,只要嫌疑犯一天不落网,总理和整个人民大会堂安保人员的心就会悬着。
于是他在当天便立即成立专案组调查此事,一定要将这起恶性枪击事件调查的水落石出。
其实于桑是一名老红军,早在1933年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,并且还参加过长征。
1936年就已经有过公安局工作经历了,并且在延安期间,对防汉奸反特务以及敌人情报工作,都有过亮眼的表现,发挥了其重要的作用,他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。
并且,此时的于桑担任公安部副部长,这起案件也不是普通案件,不仅涉及到问题。而且事发地点是敏感的人民大会堂。
所以周总理必须找到一个背景清晰、对党忠诚、业务能力强的人来接手此事,所以最终选择于桑也是人尽其才了。
第二天,于桑便赶到事故现场,和专案组的同事们讨论,首先采用的最有效的调查方法,对子弹的射穿轨迹进行捕捉。
因为人民大会堂二楼,会议厅的玻璃是双层的,子弹在接触到第一层玻璃的时候,会发生轨迹的变化,这样就可以锁定射击的范围了。
在专案组的推断之下,发现拿枪射击的嫌疑犯,距离大会堂仅为100米,专案组便将案发地点锁定在了长安街。
于是专案组一分钟也不耽误,首先,排查案发时间内在长安街的人民群众,搜查他们家里是否私藏,的口径,是否和射击人民大会堂的类似。
然后排查路过的车辆。因为长安街属于闹市区,嫌疑人不可能在大街上明目张胆的射击。
极有可能躲在车里。大家都希望能抓住这一条线索,将真正的凶手绳之以法。大家都以为这条线索会成为解开迷案的关键。
虽然在嫌疑日期之内,有一辆载着的大卡车路过长安街,但是卡车内的所有都未曾使用过,而且子弹也都是原封不动。
这条线索彻底断了。此时的专案组人员一筹莫展,好像是侦查方向出了问题,大家都疑惑道,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?
虽然子弹弹头早已变形,但是依旧能判断出撞击的力度, 此时身为专案组领导的于桑,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所以,当真实案件发生的时候,一旦有些情况和资料上面显示不一致的话,就会出现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。
这名小警员叫做陈建华,当时的他还没什么资历,但却鼓足勇气发表了自己的意见。
“两块玻璃碎裂不均匀,而且,两块玻璃的弹孔位置并非一条直线。因为人民大会堂的玻璃为特殊的防弹材质,所以当第一颗子弹穿破玻璃的时候,造成了很大的阻力,弹道轨迹发生了改变,便形成了这种情况。”
当时专案组推断的仅为一两百米的射击距离,是不符合实际的,实际的射击距离应该在更远的居民区。
但是因为长安街北面是人口集中的居民区,如果将范围扩大的话,排查的难度也会增加。这样破案的日期就会延长,也给了专案组很大的压力。
专案组找来了材质相同的双层防弹玻璃。而且子弹也为同样的型号,便开始了实验。
在几轮射击实验下来,发现在100米以内双层防弹玻璃,根本没办法阻挡子弹的冲击,不仅玻璃被击的粉碎,而且两层玻璃的弹孔均为一条直线。
但是如果将涉及范围扩大到400米以外的话,就会出现和人民大会堂案发现场相同的情况。
实践大于理论,看来陈建华的设想并不是空口无凭。于是,专案组赶紧着手开始搜查。
不仅要搜查方圆400米开外的居民还有。而且这时候的国内并没有颁布相应的管理法。所以京城有些家庭是拥有私人的。
在专案组挨家挨户的搜索之下,有不少老百姓反映在当日上午,隐约听到了枪声,不过对于枪声的来源却都摇头表示不知道具体的方位。
专案组听到这一条消息也并不气馁,至少可以沿着这条线一直寻找下去。但是这边住房较多,人口稠密,对于专案组也是不小的考验。
而且这里的家庭住户大部分都是老干部,大家的敲门声、询问声也会惊扰到他们,造成不好的影响。
正当专案组成员还在思索,是否有更好的办法来做出详细的调查时,柳暗花明又一村,一位老大爷的话吸引了大家的注意。
专案组的成员一听到这句话,便心里一惊,这个打鸟的举动,是否会和人民大会堂枪击案有联系呢?
于是在专案组和公安人员的询问下,最终将嫌疑锁定在了仅有16岁的李迪民身上。
原来李迪民是开国上将李达的儿子,由于李达在战争期间,作为曾经的军队领导,所以家中是有私人的。
他也表明了自己曾在当日向天空射击,只是为了打麻雀而已,也不知道子弹会意外的飞到人民大会堂,并造成这么恶劣的影响。
专案组办案一向是讲究铁的证据,一丝一毫都不能有纰漏,于是便收缴了李迪民的。
在专业的检验部门对的弹药、膛线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后,最终锁定这把枪就是意外射击人民大会堂的罪魁祸首。
而案件结果下来之后,大家也都是啼笑皆非,本以为是一场恶性的射击案件。却只是孩子的顽皮之举!
这个轰动全国的枪击案件,仅四天就破案,最大的功臣则是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陈建华。
而是灵活的利用弹坑弹道技术来解谜破案,而以后的陈建华更是精心钻研弹痕和指纹,连续破获了几起国内的恶性案件,成为了国内的公安科技英才。
当周总理得知开枪的凶手仅为初中生,而且是上将之子的时候,也是怒火中烧,大声呵斥道:
“这些干部子弟真是胡作非为,竟然敢在闹市之中开枪,还把子弹打到了人民大会堂,幸亏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或死亡,不然这个后果。谁也承担不了。”
虽然怒气未消,但是周总理也考虑到孩子的年纪还小,并且不是有意为之,不能给予严重的惩罚,便告知于桑,一定要让李达好好的管教,让孩子意识到错误不可再犯。
要知道当时的人民群众都才经历过艰难的战争,家家户户为了闹革命,几乎到了全民皆兵的地步,是以每户人家几乎都备有武器弹药。
可是现在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几年了,社会不再是动乱不堪,人民也早已远离了战争,过上了平稳幸福的生活。
但是孩子却是乳臭未干,无所畏惧,不懂得如何安全的使用,迟早会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。
而且整个北京泛滥已经到了不可控的地步,连孩子都能真枪实弹,毫无顾忌的拿枪射击,这以后还得捅出多大篓子呀!
要是以后人与人发生冲突,直接拿枪对射的话,那岂不是视法律为白纸,视人命为草芥吗?
毕竟是危险的,而且是难以管理和控制的,如果再不发布有关条例控制,禁止的话,情况会更加严重。
此时面对的情况已不再是孩子私自拿枪打鸟了,而是整个北京乃至全国的私有管理情况。
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发布有关条令,要求政府体制内的由有关部门谨慎保管,民间的一律收缴,一支不留。
至此,全国收缴的活动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,而贩卖、走私、私藏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。
而且周总理也试行了相关的管理法,为后期正式法律的颁布,打下了基调,奠定了基础。
没想到一场意外的人民大会堂枪击事件,一石激起千层浪,让禁枪运动和虎门销烟一样深远的影响了我们的祖祖代代。
同时不让凌驾于法律之上,营造全国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,想必也是各位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夙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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